巴別塔

　　■街談
　　“只要涉及說情情形的，必須在3日內填報《辦案說情報告登記表》，按規定程序報告。”為抵制“說情風”，促進公正執法，石家莊市檢察機關開始試行執法辦案說情報告制度，對於為案件當事人說情的單位、組織、個人，在一定範圍內進行披露，從而對辦案人員形成有力的約束。（7月8日《人民日報》）
　　其實這樣的規定並不新鮮，之前很多地方已有所嘗試併成為制度。2010年，山曲阜檢察院實行辦案說情報告制，要求有人打招呼要層層彙報。簡單地說，就是辦案人員在執法辦案過程中，遭遇到了說情的情況，就必須按照規定，逐級作出“報告領導，我被誰說情了”的情況彙報。像在北京大興檢察院，“辦案說情報告制度”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內容。
　　不過效果如何，從一些個案中可起到以管窺豹的作用。比如以“撈人”的名義騙取錢財是近年來犯罪分子常用伎倆，其中不乏原鐵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達、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等高官，“撈人”何以能騙人，皆在於辦人情案的以權謀私者大量存在，讓人產生了“寧信其有，不信其無”的潛規則認同。由此也不難看出，辦人情案的嚴重程度。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下，“說情上報制”能發揮多大的作用，確實很難令人信服。
　　一個不爭的事實是，能說情的人本身就具有很大的能量，而被說情後的利益輸送也會讓報告變得極為困難。內部的報告制度並沒有多少的剛性約束機制，還是建立在辦案人員的道德自律上；更何況，缺乏外部的監督和約束，報告之後能否被再說情，依然還得靠道德自律，這樣層層的報告程序，在某個環節都可能被突然中止。更何況在現實中，大量的說情是來源於上級的安排，甚至組織的授意。在很多時候，司法不公不是以個體的形式表達，而是以“集體決策”的方式出現，這種情況下又如何去解決說情問題？
　　對於公眾來說，“說情上報制”釋放的並非全是積極意義。正如有網友所言，不允許說情、打招呼受法律約束，辦人情案本就違法違規，甚至是犯罪行為，理應受到黨紀政紀和法律法規的懲治，據實執行便可，何以要靠內部文件來規定？究竟是法大還是文件大？減少暗箱操作根在權力運行公開透明，關鍵在於有社會監督和公眾考核機制，將辦案過程置於陽光下，才能真正預防人情案的發生。
　　“辦案說情須上報”忽略了最關鍵的前提，那便是執規不如執法，內控不如外控。解決不了權力暗箱化的頑疾，“辦案說情上報”都不過是形式化的敷衍，自然也無以用效果獲得公眾信任。□堂吉偉德
　　（原標題：“辦案說情須上報”忽略了關鍵前提）